嘉盛投资 [环时深度]格陵兰文化叙事, 西方与本土的“冷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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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随着美国再度推进“购买”格陵兰岛计划，这个人口不及6万的冰雪岛屿不仅成为北极地缘政治的暴风眼，更是文化叙事的博弈场。在文化、艺术作品中，西方叙事习惯用“冷色调”来定义格陵兰岛，将其视为冰冷的背景板和资源利益。而自称为“太阳之民”的格陵兰人，则一直用“暖色调”重夺叙事权，反抗西方掠夺，强调文化自主性。《环球时报》本期通过分析以西方、原住民不同视角创作的文艺作品，解读格陵兰文化叙事中的“冷暖博弈”。

冷色调：西方视角的利益投射

格陵兰岛，这片80%区域位于北极圈以北、仅不到6万人口的冰雪岛屿，在西方创作者的镜头与笔触中，常常被简化为一片神秘、荒凉、等待被探索或利用的“背景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张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格陵兰岛的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用欧洲语言写成的。如果仅以写作语言来做区分的话，它们都可以归入西方叙事模式。西方叙事视角虽在不断演化，但其核心视角大多仍是外来的、投射性的，西方叙事视角的作品容易以宏大叙事的声音掩盖本土文学微弱的呼号。

“西方为主”的叙事惯性

西方视角下对格陵兰岛的叙事，往往始于一种历史重构的欲望，试图填补这块“空白之地”的历史想象。美国普利策奖得主简·斯迈利出版于1988年的《格陵兰人》便是典型一例。该书将读者带回14世纪的格陵兰北欧殖民地，描绘了庄园主冈纳松一家在遥远、严酷世界中的生存、信仰与衰亡。张晖表示，这种宏阔的视角实际上早有传统，例如早在1924年，德国作家德布林就已经在科幻小说《山、海和巨人》里将格陵兰岛描绘成未来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最终引发全球生物灾难的战场。《格陵兰人》通过描写峡湾等极地风貌，展现了遥远时代的族群生活，但其叙事视角却始终锚定殖民者，将原住民的存在仅作为族群互动的背景板，未对殖民关系进行颠覆性重构。书评人维彻威尔2023年对该书评论称，作品虽描绘了殖民者修葺茅草屋顶、清点羊群等日常琐事，但其两条核心线索——殖民者与原住民的互动、宗教信仰与生存需求的冲突，均未突破西方叙事框架。威尔坦言，因为书中聚焦殖民者命运，无意间弱化了格陵兰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类似的历史想象也见于美国作家本·罗伯逊的历史小说《最后一代》。该书将背景设定在1501年的格陵兰东部殖民地，聚焦维京人后裔“最后一代”的消亡故事，串联起宗教间的信仰冲突、北欧族群与因纽特人的种族矛盾，展现了维京殖民地在时代洪流中的覆灭危机，同时揭露了当时的主教与英格兰同伙觊觎北大西洋鳕鱼贸易、掠夺殖民利益的野心。有评价称，罗伯逊虽着力刻画文化冲突与生存困境嘉盛投资，却仍以西方族群的命运为核心，使因纽特人的形象始终模糊，仅作为主角求助的对象存在，未能跳出“西方为主、本土为次”的叙事惯性，最终沦为衬托主角成长的背景符号。该书2014年出版后跻身亚马逊Kindle畅销榜，也反映出西方读者对这类极地历史冒险叙事的偏好。

大国觊觎的博弈筹码

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的加剧和北极战略地位的提升，使格陵兰岛在西方叙事中的形象，越来越多地从历史秘境转变为地缘政治与资源博弈的热点。澳大利亚学者伊丽莎白·布坎南2025年出版的《所以你想拥有格陵兰？从维京人到特朗普的历史教训》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该书作为地缘政治分析著作，直白暴露西方对格陵兰岛的地缘觊觎，系统分析了格陵兰岛的地理、历史及其战略地位的变迁，并假想了未来发展的几种可能情景。一篇书评以二战时期B-17轰炸机在格陵兰岛迫降的场景为引，指出该书清晰勾勒出美国对格陵兰岛的长期战略兴趣，从冷战到当下大国博弈，其军事存在与资源争夺诉求从未中断。还有书评提出，该书聚焦外部势力对格陵兰冰晶石等资源的觊觎，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航线价值提升，但对殖民时期人权丑闻的描写较少，这种叙事选择本质上是服务于西方地缘想象的工具化表达，将格陵兰岛视为大国博弈的筹码，而非拥有独立文化主体性的族群家园，消解了其本土历史的话语权。

末日灾难片的背景设定

而在好莱坞电影中，格陵兰岛偶尔在纪录片或《后天》这类灾难片中，作为地质奇观、气候变化等背景信息出现。这些影视作品往往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用于承载全球灾难叙事的、去社会化的自然空间。在2020年好莱坞灾难片《末日逃生》（英文片名为“Greenland”）中，这里成了人类文明最后的希望。在《末日逃生》中，地球遭遇了彗星的突然撞击，摧毁了全球各大城市，幸存者不得不赶往紧急避难所，其位置恰恰就在格陵兰岛上。电影中土木工程师杰夫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路逃生，最终抵达了位于格陵兰岛的“末日地堡”。该片遵循了末日灾难片的模式，但对格陵兰岛本身的展现不多，更多是作为“文明希望”的象征存在。在烂番茄网上，《末日逃生》获得了78%的新鲜度，说明观众对这一类型仍有需求，于是今年1月9日，《末日逃生2：迁移》上映，讲述杰夫一家走出格陵兰岛地堡的故事。

同为欧盟成员国的法国，在此次格陵兰岛危机中始终站在丹麦一边。法国电影则对这座岛透着一种对陌生世界的向往和对自身生活的逃避，譬如2016年的《格陵兰之旅》，就是一部在格陵兰岛上演的喜剧。该片讲述了两名生活不顺的法国男人，决定离开繁华的巴黎，跑到格陵兰岛最偏远的小村庄，寻找长久未见的父亲，同时也接触到当地因纽特人的习俗。该片打造了一种“闯入者”的文化冲突环境，在喜剧的外壳下发现人性的善良和温柔，通过幽默手法升华了法国人和因纽特人之间的友谊，用《世界报》的评论来说：“诗意的白雪里充满了奇特的魅力。”如今看来，法国人对于格陵兰的力挺颇有渊源。

暖色调：“太阳之民”的觉醒反抗嘉盛投资

在文艺作品中，格陵兰岛本土的声音，则奋力穿透冰层与刻板印象，讲述着关乎生存、身份与自主权的复杂故事。

“为何我们不能拥有美好”

1914年出版的首部格陵兰语小说《辛格纳格图加克：格陵兰人之梦》，以本土声音打破文学垄断，成为殖民时代格陵兰“西方想象”与“本土呐喊”博弈的生动写照。它不仅是格陵兰文学史上的奠基之作，更是文化博弈中宣告本土意识觉醒的关键文献。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张晖介绍，格陵兰作家马蒂亚斯·斯托奇撰写的这部作品，格陵兰语原名为《梦》，可以算作是用格陵兰语完成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关注原住民与丹麦人之间的文明差距，批判了岛内糟糕的教育导致的蒙昧。作者最终只能寄托于梦幻，憧憬格陵兰岛的美好未来。1915年这部小说被译为丹麦语出版，更名为《格陵兰人之梦》，突出了土著民族的反思意识。

这部小说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不再被动接受外部描述，而是主动为格陵兰民众主张知识、教育与认可的权利。以少年帕维亚的经历串联起殖民时代的格陵兰图景，帕维亚在殖民中心目睹殖民者优渥生活与本土贫困的巨大落差，发出“为何我们不能拥有这样的美好”的拷问。学者卡伦·朗高认为，斯托奇创作此书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其构想是格陵兰人应与那些最开明、尊重他们的丹麦人合作。因此，它并非简单的反抗文学，而是一份关于合作、适应与渐进式自主发展的复杂蓝图，强调通过教育和个人能动性实现进步。

用纪录片重夺叙事权

在影视作品方面，当西方创作还在沉溺于制造“绝美荒原”或“末日实验室”的视觉奇观时，格陵兰岛本土创作者笔下的格陵兰岛则打破了这种静态刻板，展现出格陵兰人作为现代博弈者的复杂性，他们在全球化、殖民后遗症与政治觉醒中挣扎并寻找自我的声音。2023年由格陵兰本土导演林·阿鲁娜执导的纪录片《双重殖民》追踪了因纽特律师、活动家阿朱·彼得的奋斗历程。她出生于格陵兰岛（当时为丹麦殖民地），随后在丹麦接受教育，最后移居加拿大北极地区，经历了被强行送往哥本哈根、母语萎缩、被西方教育系统重塑的“双重殖民”。电影记录了彼得试图通过游说在欧盟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原住民论坛，并挑战西方对本土贸易等极地生存权的法律剥夺，这展现了一个本土知识分子如何利用西方的法律武器去反击西方的制度体系，完成了从“被观察的土著”到“国际法博弈者”的身份置换。该片还揭露了西方的双重标准。西方国家可以在格陵兰岛开采矿产、部署基地，却通过立法禁绝因纽特人赖以生存的传统贸易。电影通过这一博弈，阐释了格陵兰岛及北极原住民面临的真实困境。

据丹麦广播公司介绍，《双重殖民》中的格陵兰人自称为“太阳之民”，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觉醒的主权”。格陵兰语中的太阳一词不仅是一个自然现象。在格陵兰岛旗帜上，那个巨大的红半圆就代表着从冰盖上升起的太阳。西方叙事习惯用“冷色调”来定义格陵兰，将其简化为冰冷的科学客体。而格陵兰人自称为“太阳之民”，是用“暖色调”重夺叙事权。《双重殖民》的镜头没有只对准壮丽的冰川，而是聚焦在彼得的故事以及当地人的抗争上，这种处理方式在视觉上具有极强的反殖民性，仿佛在宣告：格陵兰岛不再是大国的避难所或实验室，它是主权者的家园。

除了文学和影视作品，在格陵兰岛还有一支名为“Sumé”（格陵兰语意为“何处”）的摇滚乐队引人注目。乐队创始人之一佩尔·贝特尔森是一位格陵兰音乐家和政治家。贝特尔森曾表示：“乐队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对我们独特身份的接纳，并彰显格陵兰文化。”1973年，乐队发行首张音乐专辑。首张专辑封面描绘了一名格陵兰人为兄弟复仇，杀死一名维京人的画面。这一意象象征着帝国主义者与土著人民之间的冲突。在歌曲《Nunaqarfiit》中，他们唱道：“是时候以因纽特人的身份重新生活，而不是作为西方人。”其第二张专辑《InuitNunaat》于1974年发行，第三张专辑《ULO1》于1976年在格陵兰发行。尽管1977年乐队解散，但Sumé的影响力依然持久。

对“美式收购”的文化反击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月21日报道，由于美国再度推进收购格陵兰岛计划，此举不仅引发了政治反弹，也激起了一场别出心裁的文化反击。丹麦与格陵兰民众发起了“别碰格陵兰”抗议活动。这场创意反击战涵盖讽刺标语、抗议标牌、文化遗产符号以及极具巧思的抗议服饰等多种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抗议标志，是一款恶搞红色“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的衍生品，帽子上印着“让美国走开”的标语。当地民众还祭出因纽特传统艺术武器——“图皮拉克”。“图皮拉克”是用鲸鱼骨、驯鹿角与海象獠牙雕刻而成的护身符。此外，众多艺术家也通过发声参与这场反抗，行为艺术家拉克鲁克·威廉姆森·巴索里便是其中之一。巴索里擅长表演格陵兰传统面具舞“乌阿耶内克”，她将艺术作为载体，讲述本民族的文化故事，同时传递反抗的声音。

2022年上映、丹麦和冰岛合拍的电影《逆冰之行》讲述的是1909年，由埃纳尔·米克尔森船长率领的丹麦阿拉巴马探险队扬帆起航，其目标是推翻美国对格陵兰岛东北部的领土主张。影片中，美国的主张基于格陵兰岛由两块独立的陆地组成这一前提。米克尔森和探险队员伊弗森在恶劣环境中经过长达数年的生存斗争，最终成功证明了格陵兰岛是一个完整的岛屿。

虽然格陵兰岛不乏出色的本土文艺作品，但其国际影响力还很有限。张晖分析道，格陵兰岛本土作品之所以难以形成影响力，有自身语言过于“边缘”或者说过于小众的原因。关于如何让格陵兰岛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张晖提出了展望：如今，人工智能翻译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进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直接阅读或直接翻译格陵兰语作品将成为可能。此外，二次元文化也可为格陵兰岛的文艺作品打开方便之门，使之成为外界尤其是青少年喜闻乐见的题材。

[环球时报驻丹麦、德国特约记者魏德林青木环球时报记者李迅典刘雅婷张妮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董铭]嘉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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